垂柳小築

小學英文必修是最大的愚民化教育／藤原正彥

　小學英語必修，一言以蔽之就是愚策。大愚策。日本人對英語認識非常地不正確。由於對英語的錯誤認識，使得政治家、教育部、日教組及國民一齊朝「祖國破壞」之路邁進。

　有關英文教育，第一，國民得想清楚的，是大多數的日本人根本沒有必要會說英文。現在有八成的日本人希望「自己英文能更好」。會講英文要幹麼？其理由是出國旅行可以用，其次是，遇到外國人問路時可以派上用場。第三是看電視、電影、或上網時可以用。

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聽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笫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衹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衹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衹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衹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長長遠的，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回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普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腊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羡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問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私人捐助出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干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衹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先生有一齣名劇（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藥，我寧愿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羡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舖。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裡，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裡有潮濕的霉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凈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

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衹要聲音大、噪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髒、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几淨和又髒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巨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虱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衹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了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在搞的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是中國人告你。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別注意。特別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一個是，中國人的勤勞美德，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幾千年下來，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現在已不存在。第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像報紙上說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塗，外面還在打仗，敵人四面包圍。仍照舊舉行選舉！各位都明白，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沒有反對黨的選舉，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游泳，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她是幼小無助的，她衹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證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侯，學生寫週記，檢討一週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衹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要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昵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顏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那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體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不衹台灣如此，大陸尤其嚴重。今年 (一九八四)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體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衹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衹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蹟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蹟，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同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噗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衹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愿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鑑》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漿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板對伙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伙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板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板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板又罵他混蛋。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衹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鑑賞家。

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從不揭露對方陰私，因為這樣做選民會覺得你水準不夠，喪失選票。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不但專門揭露陰私，而且製造陰私，用語惡毒。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準，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準，還去怪誰？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使人痛心，選民在排著隊選舉，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有人就問：「怎麼不給我呀？」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現在，常有人講：「政府放寬多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鑑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假畫出籠，真畫家衹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衹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鑑賞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最後一點，我的感想是：我們中國人口太多，僅衹十億張大的口，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使我們想到，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我們就能鑑賞自己，鑑賞朋友，鑑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

謝謝！

本文轉載自朱學恒先生部落格

這是最近在我的部落格上吵得最凶的一個主題。在實際說明這主題之前先來解說一個簡單的歷史狀況。
當莎士比亞創作出傳世名作《羅蜜歐與茱麗葉》的時候，當時英國法律對於他的著作權的保障不過僅有十四年，但隨著後續的商業環境演變，對於著作權的保護慢慢延長到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五十年……

最後，因為眾所皆知的「迪士尼米老鼠要到期了」的原因，美國政府對於著作權的保護在遊說和利益團體的運作之下，被延長到了作者身故之後七十五年。當然，我們的政府別無選擇也只好跟進。

而根據史丹佛大學Larry Lessig教授的分析，人類超過五十年以上還有商業價值的作品，大概只剩下2%，所以，人類其餘本該可以被自由利用的98%的創作就這麼被封鎖在私領域中不能動用……而且，更要命的是，在商業利益凌駕一切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預測迪士尼將會在75年的著作權到期前，再度動用遊說團體來修改美國法律，延長對其著作權的保護。（法律不能只為一家公司而修訂，所以一定得要全面普及性的涵蓋所有作品）

所以，各界的有志之士才會開始發動一連串的知識產權開放、授權規範修改等等，希望能夠讓人類的知識在不違背商業利益的前提下，能夠持續傳承和繼續被利用。（試想，如果愛因斯坦說他的相對論「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人類的科學會如何的停滯？）

話題轉到台灣，慈濟這個團體（雖然我們都以為它叫慈濟，但其實底下有家電視台叫做慈濟大愛），因認為大愛計程車侵害了他們的商標權，即使一方經營的是宗教、醫療、慈善，另外一方是運輸業，慈濟大愛還是向智慧財產局檢舉大愛計程車侵權，雖然遭到智慧財產局否決，但在又向經濟部訴願和經過法院判決之後，判定慈濟勝訴。大愛計程車必須要更改已經沿用許久的名稱。

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兩個企業之間的爭議，但有趣的地方在於，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網站調查之後，發現這個訴訟案件不過只是個開端而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向智慧財產局註冊的大愛商標涵蓋了難以想像的廣大範圍：星相算命、婚友社、保全、衛星定位、建築施工、零售業、馬戲團、網咖、坐月子中心、動物美容、動物醫療、電腦動畫製作、提供氣象資訊……多到我在這裡寫不完！換句話說，在這個慈善企業一番鋪天蓋地的註冊之後，從此台灣幾乎再也沒有任何企業可以用大愛這兩個字來開業經營任何營業項目了！

不過，真正讓我們這些俗世之人無法理解的還是同一個基金會利用慈濟和蓮花圖樣註冊了商標的營業項目包括了：冰淇淋！魚餃！布丁、糯米飯、肉品、水產！還有酒類和啤酒！甚至還包括了聖誕裝飾品！

禪宗的六祖慧能在講出以下偈語的時候，大概沒想到後代以佛教為名的團體會涉足酒類、肉品、水產、馬戲團的商標註冊吧？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孩子, 這根稻草梗給你, 你的交換之旅開始了."

拿稻草綁了蒼蠅當玩具.
拿玩具和馬車裡的孩子換三顆水梨.
拿三顆水梨和口渴的商人換了布匹.
拿布匹換了頭看似病弱其實堪用的馬.
拿馬和急著要走的貴人換了宅邸和田地.

他變成了有錢人, 好運得叫人嫉妒.
可是, 一根稻草梗換來的產業卻無法滿足他的渴望.
於是他四處詢問是否有人要換走這些田產.
可惜, 現在的他永遠只會嫌棄對方的交換條件不夠優渥.
緊緊捉著產業的好運者擔心施捨會停止交換的機會,
現在能滿足他的只有這個國家, 於是這個男子隻身前往皇宮要求國王交出權印.

"這個交換遊戲還沒結束, 下一個為我帶來運氣的人是誰?"

國王將他逮捕入獄, 最後拿赦免死罪為恩惠, 換走了他的田與房.

這個人再次拿著稻草桿四處尋找好運.
但是, 永遠換不回交換遊戲開始前的悠閒時光以及好心情.

手中緊握著稻草桿的他, 只有換不回的愛.

我只能說  好的外科醫師會越來越少...
因為健保對醫師的踐踏，人民對醫師的不尊重....
社會價值觀的扭曲
讓人覺得這外科是沒有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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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走外科！」

「全國的醫師都被健保勒住了脖子。」

「健保的給付有多荒謬？！社會有多荒謬？！」

「T大的R薪水多少錢你們知道嗎？才五萬阿！你媽媽跟鄰居臭屁，『我兒子是T大醫生，
月入至少五十萬，光宗耀祖OOXX』，你拿薪水袋給他看前要不要偷偷多畫一個零安慰安慰
她？T大主治呢？十萬，加上看病獎金大概十五萬，你媽媽跟鄰居臭屁，『我兒子做到T大
主治，月入百萬，哇哈哈哈～哈！』，她若看到你的薪水會不會昏倒、得憂鬱症？即使像
院長、主任等大P，也只拿大概二十萬出頭。醫師沒有退休金，要是你生病了不能工作，
妻兒怎麼活？我有個優秀同學年級輕輕罹患肺癌，X光下肺部雪花片片，只好辭了工作改
在烏來開小診所，半年後過世...妻子和三個小孩誰來養？老婆也只好去作女工了。你當
醫師，老婆本來是人人稱羨的醫生娘，現在呢？」

「醫師出了事誰關心你？四個英文字：Nobody cares！診所在健保下一一倒閉，誰關心？
Nobody cares！醫師遇上醫療糾紛呢？Nobody cares！」

「醫療糾紛目前行情——這兩天剛出爐的判決：婦幼醫院的T大學妹被判賠兩千三百萬賠
償的紀錄，當初被告時丈夫就跟她離婚，家人閃避，人生自此破碎。學妹和病患家屬無冤
無仇，更不是有意害她，法官憑‧什‧麼判學妹要懲罰性賠償兩千三百萬？你當一個小醫
師薪水十萬元，兩千三百萬要怎麼賠？賠多久？你的身家和人生就此毀了！上次偶然遇到
這個學妹，只見她像個行屍走肉，失神呆滯地，從旁走過...」

「由你們這個學姐的案例，只因為患者下巴脖子構造太短插管不易，嘗試插管太久導致氣
管切開術不及而變成植物人，判賠2300萬；下次你們遇到一個下巴脖子短的病人，你們還
敢幫他插管嗎？還是推給別人做？（手指著大家）」

「...CPR前家屬一直不來看老父，CPR後家屬才來哭喊，一連壓了兩三小時，壓得汗流浹
背，家屬說『不准停，繼續壓』，並一一抄錄到場急救的醫師姓名，病人往生後家屬索賠
五百萬，不給就法院見，你給不給？......一次CPR所有器材和救治過程，健保只給付750
元，賠一個五百萬，要救幾個才補得回來？這樣，如果是你，下次再聽到廣播CPR，你會
不會去救援？（老師手指著大家...）（大家搖頭，老師笑）哈哈，你們現在就這麼世故
，以後你們畢業還要宣示，念希波克拉提斯的誓詞勒...怎麼現在就被我教壞了...」

「忍著臭味辛苦換藥健保給付44元（包括紗布、藥材等材料費），耳鼻喉科拿液體噴噴喉
嚨健保給付350元，你要做哪一個？你們跟過黃醫師做乳癌切除和乳房重建（MRM）的刀嗎
？手術至少需要五六小時以上（你們以後當intern去開刀房跟刀，就會開始頻頻看時鐘怨
恨手術冗長），是真正救人性命的醫療處置，勞心勞力地站了半天，健保給付一萬兩千元
，在T大醫師抽成15％，也就是說開一個病人醫師拿1800元；相對地，隆乳手術只要二十
分鐘，切開腋下弄個小傷口，把植入物放到pectoralis major muscle下，手術比切乳癌
簡單太多了，淨賺十多萬，病人滿意而且絡繹不絕；如果是你，你要做哪一個？（老師又
手指著你）」

「為什麼T大醫院的病床都收些爛手爛屁股的？為什麼外面醫院都不收？外面醫生醫術太
爛不會治嗎？接手指的手術呢？這類接血管的顯微手術，要上刀十多小時，常常前一晚開
刀到隔天護士來接班你還在開，而且重接的血管因內皮傷害容易拴塞，再次壞死，要緊急
手術重開，又是七八個小時以上，健保給付25000，醫師領不到四千塊。切盲腸給付5700
元，但其實開闌尾有很多併發症的危險性，不小心病人還會septic shock而死 ...但醫師
開好了刀只收入5700*15%=855元而已，在台大就當給小R帶學弟練練刀而已。」

「繼外科診所在台北街頭絕跡之後，下一個要倒的是--婦產科：小孩子越生越少；RU486
隨處都買的到--信不信連yahoo拍賣和ebay都買得到，來找你婦產科醫師幹嘛？」

「街頭一排小兒科診所，生意最差的那間，就是T大醫師開的...EQ太差、死守學院派教授
教的醫療守則，家屬要求打點滴還會罵病人...」

「T大訓練出來學生在學校念了一堆molecular biology，出去當醫生以後不會接觸病人，
看到病人的傷口還掩鼻躲在一邊......這樣的醫學教育不行啦！」

「你們技巧要練好。有學過縫線了沒？你在外院就知道，來地區醫院縫傷口的黑道大哥旁
邊站著一排兄弟，『你給恁爸好好縫喔...幹！把我的老虎(刺青)縫成貓喔！！』(啪啪啪
.....)--住院醫師被黑道大哥直接打耳光的故事」

「這些血淋淋的社會現狀老師教授都不教，你們醫學生卻不能都不關心阿，你們桌上那些
書本的知識，對你們還並不重要，那些是當R以後要整本讀完好好研究的，到時還要多翻
翻paper期刊補強自己；至於你們現在這個level，要多問問學長各科的情形和風險，以後
選科心裡才有個底。」

「你們在醫院這麼久了，自己也看過病...你們幾時看過病人跟醫師說"謝謝"？很少對吧
。在台北尚如此，中南部更是這樣，我不是歧視城鄉差距、重南輕北呀。病人的心態是，
我生病已經很倒楣了，還要跑老遠來看你，治療過程痛苦；你治好我是應該（何況你們醫
生這麼賺），治不好我更不爽要抓狂——怎麼會想到跟你道謝？怎麼會注意到醫師的辛苦
？」

「等你們當了醫師之後，你們就會曉得，醫師最痛恨和 看不起的 就是 律師。我，醫師
，不管你病人有錢、沒錢，有病 來了，我都會幫你治療；律師呢，是 不管對方是好人、
壞人，拿錢來了，他都會幫你辯護。沒錢，sorry，沒門！」（本段要加重語氣，輔以食
指指著聽眾）

「醫師不是應該是生活優雅不愁吃穿，能安置妻兒，再進一步講求服務奉獻、照顧病人的
行業嗎？」

「我做整外是因為剛好有興趣，從intern就立志要搞整形。你們別看我這樣憤世嫉俗，我
以前成績也很好名次很前面阿，也念了很多書，到現在都還忘不掉阿，很苦惱，那些（知
識）都是些沒用的東西...我六年級時就連美國的醫師資格考都考過了；我以前也是立志
濟世救人的阿。我在T大當到總醫師，看到了一些事。和我同年的一個T大主治由於EQ不好
，高傲不肯向家屬解釋病情，被家屬在地下停車場用榔頭攻擊頭部倒地...諸如此類，終
於決定自己出來(開業)」

「整形外科比其他外科優越的是，一個case賺幾萬到十幾萬，醫療糾紛賠幾百萬到上千萬
；其他外科一個 case賺幾千到一兩萬元，醫療糾紛也賠上百萬。這樣懂嗎？整形外科賠
率比較小，大概十倍到百倍；其他外科要賠百倍到千倍，出了一個意外你要做上千個才賠
得回來。」

「腎臟科洗腎給付一次三千，每週兩三次；但在洗腎前要先到整外做AV shunt，這是真正
救命的重點，給付五千但只收這一次，獲利多麼不公平。」

「你如果真的對外科有興趣，腦筋很清楚、手很巧，很會設計一些新的術式、新的處置，
同時家裡很有錢祖產夠多，或者老婆娘家很富裕嫁妝很多，那你走外科，，我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