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整天無論走到哪裡，都不停的接受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的資訊轟炸。各家媒體使出渾身解數，只求挖到一個沒人注意到的八卦好做成獨家報導，但看來看去每家的內容都一樣，講到沒話可講乾脆拿鄭捷玩的遊戲內容出來，這樣也能擠出一篇3分鐘的新聞報導。
但是我卻看不到任何一篇真正討論重點的新聞。
這種沒有鎖定特定目標，在公開場合隨機殺人的案件，在日本又被稱為「通り魔」。剛開始，日本社會跟今天的台灣一樣感到驚恐與憤怒，某些輿論開始支持國家應該執行更多死刑、應該賦與警察和司法更積極的權力去防堵無差別殺人事件。但是，當日本社會發現，這些一切所謂的「防堵」措施都沒有辦法遏止通魔事件接連發生，而通魔殺人者往往存在高度的相似背景，這些嫌犯幾乎都是年輕人、遭遇失敗或挫折對未來感到絕望、遭到社會排除，致使殺人的「動機」往往是一種表現式的、對社會所進行的「報復」行為，而必須以一種「社會病理」的現象去面對與檢討時，2008年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爆發，人民開始將不滿的矛頭指向造就當今日本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派遣勞動和非典型雇用的氾濫、年輕人普遍對未來感到絕望根源的政策罪魁---自民黨政府。(註一)
我想強調的是犯罪者固然需要接受應得的懲罰(即便是死刑)，但社會應該更注意的是形成這些罪犯的社會環境，是不是會塑造出下一個同樣心態的罪犯？比方說，根據警方偵訊鄭捷獨白內容指出，鄭捷小學五年級就自覺求學過程長，長大後還要工作，未來會很痛苦，所以才計劃殺人。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環境，會讓一個家境富裕，功課尚佳的小學五年級學生認為他已經沒有未來？會讓他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未曾止息這樣的念頭？
但是這些應該由公眾檢討反省，由媒體一同進行討論的社會議題，在事件發生後完全沒有出現在螢光幕上。台灣社會慢慢走向階級化，年所得前5%和後5%的年所得首度突破100倍，階級流動困難，大學畢業起薪2萬2，能找到的工作幾乎都是約聘和派遣這種隨時沒有明天的工作機會。試問我們如何說服年青人，他只要努力就有未來？於是我們只看到，鄭捷的父母不停的埋怨電玩帶給孩子的影響，我們看到名嘴和政客試圖從事件中獲取政治利益，卻看不到媒體上有任何人反省檢討真正重要的事物。
在這件隨機殺人案的背後，我們都應該好好檢討社會制度的問題，保障不止是勞工的未來，也包括產業創新的環境；想想我們如何提供年輕世代一個未來的目標，別讓他們失去生存的慾望及動力。
否則類似的案件只會重演，不會停歇。
註一：本段引用自京都大學法學博士班張智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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